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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

时间:2021-09-23 作者:孟献丽

资本主义制度自诞生以来,就通过疯狂扩张与掠夺来推进资本积累,使资本主义经济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在贪婪狂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在激发自身发展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产物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滋长出来。为了摆脱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资产阶级不仅对无产阶级无情压榨,而且对生态资源进行大肆掠夺,导致自然生态不堪重负,从而引发许多生态问题。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关联等为切入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审视、解读了自然的概念,并站在自然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多维批判,探寻自然生态和谐的道路,体现了对人类和自然的当前境遇与未来发展的关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是矛盾对立体


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从而促使其实现价值的无限增殖,这一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定会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是无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天然就是对立的。

美国学者科威尔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生产为核心活动的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人类生命与整个地球的存亡造成直接威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表现出的三个特点是生态危机形成的直接因素:一是降低自身增殖的相关条件;二是为了生存必须无限扩张;三是发展使贫富两极分化愈发严重,造成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在资本逻辑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极值积累,即便资本家已经触碰到生产与自然的阈限,也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尝试各种办法将其突破,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资本家带来了一种能够抵抗自然之力的幻觉。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蚀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理性,使之与自然产生割裂,部分民众赞同、拥护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追求物质、经济发展带来的满足,认为自然环境在经济发展面前不值一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破坏自然的帮凶。随着资本的无限扩张,资本主义生产的侵害范围越发扩大,资本家为了使资本累积加速、迎合资本主义的竞争机制而开始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生态殖民化”。科威尔还指出,资本的全球化也是使全球生态遭到加速破坏的原因之一。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个国际经济组织,表面上是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稳定国际秩序,实则是在推动资本全球流动的过程中为资本利益服务,使各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全球生态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之间做出抉择,而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放弃追逐利益。因此,要想挽救自然必须要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此外,美国学者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应为生态危机负直接责任。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坚持一元发展论的生存伦理,若不增长则必然会面临危机与崩溃。在崇信“利润之神”的原则下,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真实的需求,其生产活动都是围绕着“基本的底线”即“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 ”来进行的。换言之,资本的投入与运转都与资本增殖挂钩,只要是资本就必然会追求“价值增殖”,这就决定资本主义是一种永不安分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之下,资本家注重的只是价值的创造与利益的获取,劳动者们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服从于资本家的雇佣。即使偶有生态意识觉醒,固有思维的惯性与社会制度的限制等也使资本家和劳动者无法冲破资本主义生态不道德的发展逻辑。虽然资本的扩张也会受到一定的内部限制,但并不意味着其遵循了“适度发展”的规律,而是因其内在平衡被打破以致引发危机。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方式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试图以更大规模的生产来抵消造成的损失。资本家为了卖出商品获取资本增殖,还通过种种机制向人们灌输“虚假需求”以促使人们的消费欲望无限扩张,物化与商品化逐渐形成内卷,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物与商品的奴隶。因疫情出现的社会封锁与社交隔离,使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巨大影响,这种“牛鞭效应”使全球出现了经济危机,造成了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对自然的无底线索取必然会引起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造成无法弥补的生态危机并蔓延至其他领域。


“自然商品化”成为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的又一途径


面对生态危机在全球愈演愈烈的趋势,资本主义也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少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将自然资源与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关联的解决路径。具体而言,就是将精密计算技术加以生态利用,对自然环境与资源等进行赋值、估算,并利用价格机制将自然界纳入市场体系中,赋予自然商品定位,用市场规则和作用来限制并治理生态污染,从而使环境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已被刻上资本烙印,成为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私有物品。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及其为自然赋值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与市场应是一种人类创造的且为人类与自然服务的工具,而不应是横亘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剥削工具。资本主义主张利用 “环境资源商品化”来协调发展生产与生态的想法是对自然的另一种曲解,是把自然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外在符号”。资本主义把自然资源划分为单调的主体,而没有看到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各种环节与因素,通过这种荒诞的“经济简化论”把自然资源与市场中的商品画等号,赋予自然环境中的土地、空气、森林等资源一定的价格,使其能够在资本主义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此外,在市场中根本不存在对自然的保护,为自然划定价格只是为了使资本对自然剥削的行为更具合理性,使自然在市场中得以被“更好”地规划与利用,从而对自然实行更为彻底的掠夺。

在对“自然商品化”的批判方面,福斯特较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更为透彻,指出资本主义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概括起来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对作为整体的自然环境中的部分要素进行提取与分离,使其脱离原本特定的生物圈而独立存在,以此对其进行价值估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与商品等价;第二,对已经成为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然资源,利用市场的供求曲线来进行相应的价格划定;第三,为了确保经过一系列操作而形成的自然环境与市场相连的逻辑结构能够维持稳定性与公平性,需要创设相应的规范与政策,以落实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整个流程的关键是建立环境物品和服务的供求曲线,建立的依据则是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环境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意愿的评估可以通过“快乐定价法”与“偶然评估法”来进行预测。然而,无论以何种方式与何种形态把自然资源与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关联,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二者的抽象交换以及使自然转化成利益的增长,这最终都无法掩饰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大肆剥削的真面目。在确立环保标准与市场机制后,环境经济学家还主张通过征收环境税、利用市场激励机制等方式来解决破坏环境等问题。虽然环境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调和自然与发展的矛盾进行了探索,但在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之下并不能阻挡整个自然界被抽象成为物质资料来源与经济发展场所。

环境经济学家的设想体现了他们希望保护自然环境的美好愿望,然而他们的观点却暴露了内藏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荒诞狂妄症。首先,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解成多个部分而参与市场的各种环节,环境经济学家只看到了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却没有意识到其他方面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被自然对人的服务关系所替代,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割裂。其次,自然是人类诞生、栖息、生存的依托,而“自然商品化”却把自然的本质磨灭了,资本将自然拽入市场经济之中,赋予其市场价格却忽视其内在价值,使自然丧失了尊严。再次,“自然商品化”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一定的功效,然而从长久来看必将走向失败。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为了积累剩余价值而不断设法扩张的制度,这种制度特性也决定了它将会尽其所能排除一切阻挡自身发展的约束,哪怕这种约束是对地球与人类未来有益的。因此,即便自然通过种种途径与市场机制进行挂钩,也无法阻挡资本主义无视一切的发展规律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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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当代世界》2021年第9期(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