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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取决于“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

时间:2018-01-15 作者:[南非] Paul Zilungisele TEMBE 谭哲理 来源:《当代世界》2017年第12期

近年来,中非关系深入发展,贸易、投资规模的扩大使中国对非关系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但中国依然缺乏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巧实力的工具。中国在非洲广大群众当中依然缺乏公众吸引力。鉴于中非之间的文化差异,中非关系应当在官方的政府间平台以外开辟空间,以努力在双边关系中推进建设软实力和公共外交。

 /[南非] Paul Zilungisele TEMBE  谭哲理  南非姆贝基非洲领导力研究所研究员

DOI: 10.19422/j.cnki.ddsj.2017.12.011


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取决于“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国在双边关系实践中加大了公共外交的力度[1] 。公共外交在软实力框架内尤为重要,它是一个国家在海外获取吸引力的重要手段[2] 。伴随着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在其新的影响范围内培育公共外交方面走在了前沿。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中国梦取得成功,应从这样的背景下加以认识,即中国正努力通过公共外交来补足其通常的外交实践。中国把中国梦的概念当作与全球关于发展和繁荣的主流话语取得共鸣的万能抓手[3]

倡导中国梦成功地冲淡了人们眼中的“中国威胁”。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这种“威胁”既有现实的也有想象的。然而,从中国梦成功引起共鸣向前看,似乎中国的吸引力在非洲草根人口当中仍存在空白。也就是说,中国在非洲广大群众当中缺少公众吸引力。中国迫切需要可以将其在非洲的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巧实力的工具。按照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定义,巧实力“既强调强大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也大量投资于同盟、伙伴关系和各层次的机制以扩大……行动的影响,并确立其合法性”。[4] 虽然中国提升了与非洲的关系并注入了大量投资,但中国仍缺乏制度性的存在和有效的公众游说平台,如大众文化、娱乐、体育等,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在东道国草根人口中的吸引力。鉴于此,中非关系应当在官方的政府间平台以外开辟空间,以在双边关系中努力推进建设软实力和公共外交。

保持一致行动

为确保中非合作不断取得成果,中国应当与当地社会“保持一致行动”[5],并在采取这些行动时使之向更广泛的非洲群众传导其意愿。“保持一致行动”超越了利用中非人民在相似的历史轨迹中使用的“友好”语言和表达方法。根据定义,“保持一致行动”意味着使用反映了当地文化和传统的耳熟能详的方式、符号和做派,因此与该社会所有成员的参考系相一致。[6] “保持一致行动”有能力通过相关人群熟知的事例和语言介绍新形势,解释遭遇的共同问题,并争取其支持提议解决问题的方案。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话来说,这个进程就是通过发掘有关个人的参考系来应用与当地习惯相一致的符号,诉诸其文化上的前提或价值体系[7]

中国在非洲大陆引进了中国经验,对非洲社会而言这一经验是外来的。为了有效地将自身的经验介绍到非洲,中国需要结合非洲人的习惯,使用代表当地价值体系的语言风格。这里所说的语言风格包括当地人民的梦想和愿望,即中国的成功故事需要在非洲成功故事的背景下讲述。上述分析所产生的问题是:在努力赢得非洲人的民心时,中国应该依靠什么样的平台?也就是说,当前占主导地位的跨文化交流理论和战略是否有利于提升中非合作和中非关系?

需要新的跨文化模式

以往的跨文化研究假设:西方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而言都是排斥性的,跨文化研究谋求理解“文明世界”如何更好地与“土著人”沟通,以使之可以理解其殖民宗主。20世纪60年代末的人种志研究试图摈弃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采取更开放的眼光看待其他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这些社会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根源并不一致。然而,即使这些“新”研究也把西方文明作为常态的镜子,以此进行比较和评估。迄今,很少有人研究如何按照外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和条件来探究外国文化。看来,文化的终极目标似乎曾经是并将继续是朝着西方文化和文明建构中所彰显的启蒙展开竞赛。

尽管如此,考察中非关系及其跨文化交流战略时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个平台。西方占据了五百年的主导地位,西方文明的命题似乎也体现在中非关系中。在非洲,此类倾向体现在有些非洲公民认同于用前殖民宗主的标准来张扬自己,并与特定人群的行为拉开距离。此类倾向在个人或社区间都有表现,甚至扩展到用以区分国家和地区集团。[8] 非洲联盟是另一个这样的场所,对前殖民宗主的认同仍然是人群划分的基石。此类倾向不仅会妨碍非洲谋发展的努力,而且会破坏整个中非合作的使命。[9]

另外,有证据表明,在运用西方跨文化观念看待其他国家方面,中国并非不落窠臼的旁观者。随着中国崛起并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有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学术研究倾向于用西方面纱遮挡的眼光看待西方以外的不同文化人群。弗柯维奇认为,这个框架最早是透过西方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劣等的中国的。[10] 弗柯维奇把这个特点称之为“汉学的东方主义”。奥布莱恩指出,“汉学的东方主义”脱胎于“普世的”社会科学主义和冷战著作,它永远把西方的优越感强加于一个叫作中国的实体。[11] 然而,在匆忙地学习西方和在国际舞台上担当领导责任的过程中,有些中国学者似乎采用了“汉学的东方主义”来研究其他地方和文化,包括研究非洲。[12] 这些倾向与上文提到的那些倾向一样可能损害发展中非合作的努力。

一般而言,非洲人和中国人在确立跨文化沟通战略方面应当采取的第一步是要认知过去。这种过去并非由中非双方中任何一方所造成,中非应当试图与过去的断言和假设拉开距离。第二步是,中国和非洲都应挖掘其价值体系,寻求可作为平台和载体的观念和传统,实行跨文化沟通。梅茨提出,中非各方应探讨利用和谐概念的可能性,在儒家和班图精神传统中都有这个概念,以此确立可行的跨文化沟通战略。[13] 中非双方迫切需要深思熟虑,做出努力,了解构成各自价值体系的基础以及影响各自社会的其他方方面面。缺乏对影响双方的深层次价值体系的了解,即使不完全损害中非合作的收益也将会使之受到限制。

非洲大陆上的“中国文化之手”

在建立一种关系之时,无论是个人、社区、社会、政治、文化或是经济关系,有关各方要完全相信这种互动的活力和最终收益。让我们暂且把中非合作当作世界舞台上的一个场域,中非合作应读作旨在实现范式转变以改善双方社会生活的伙伴关系。根据布尔迪厄的研究:场域一向是争斗之地,在其中个人寻求保持或改变特定形式的资本分配。参与斗争的个人怀有不同目的,有些人要维持现状,另一些人要改变现状。其输赢的概率也不尽相同,取决于各自在结构空间中所处的位置。然而,所有的个人,无论其目的和成功概率如何,都有某种共同的基本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相信其所参与的博弈,相信其进行的斗争所攸关的价值。[14]

布尔迪厄的描述告诫学者、分析家,包括一切利益攸关方,中国和非洲都不会出格,不会破坏加强中非合作的努力;同时,中非合作的各方所要的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在这个博弈中各方都旨在加强自身的地位,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大洲的还是全球的地位。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作为中非合作框架的主要参与者,非洲是由诸多不同的民族国家构成的,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特定的需求。对中非合作多样性的观察也指向了解各个成员国多样的价值体系和文化的重要性,以使这种合作关系产生对所有相关各方最大的回报。

了解中非关系中各方的价值体系,有助于理解为何中国在国内和外交领域倾向于依赖政府驱动的方式行事。在中非合作实践中,依赖政府框架行事使中国无法在非洲大陆草根民众中接地气。造成这种疏离的原因是,非洲各国政府的公共空间有限,在行政和治理空间之外,其公共空间通常无法体现出来。简言之,非洲民众习惯于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区分不同空间并对此比较挑剔。非洲人的空间大部分被认作私有的个人空间,官员和政府所能参与和影响的仅是其中的极小部分。[15] 上述观察可能带来以下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对非合作实践中仍要依赖政府的框架和制度?

对于该问题不能进行简单地回答,而是要找出深层次原因,即究竟是什么基本观念影响了中国在中非合作中的做法。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是建立在家庭价值体系之上并按此进行治理的。[16] 也就是说,传统家族结构和等级制度包括超家族关系及其义务都作为一种模式被复制到了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当中。[17] 

中国坚持家庭价值体系并高度依赖实体与观念上的家族网络发挥作用,以生产和分配服务于个人与广大民众的各种资本。此类家族网络,在传统的私人意义上,由学校、工作单位、商业伙伴关系和联谊社团组成。这些结构可用来标志某个人由童年到成年的人生轨迹中,其在观念和实践上的不同阶段和经历。[18] 正是在这些结构中,中国的个人向社会缴纳捐税,通过严格遵从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人们在这些结构中取得信用并偿还积欠。中国通过遵守“面子” [19] 观念和强烈地依靠“关系”(维系社会网络)[20] 来保持和谐,这一指针永远存在,无法与中国人个人做事和感觉相分离。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不同价值体系的不同实践不应成为中非合作采取合理化做法、开展双向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建设的障碍。

“走出去”政策在非洲的有力之手

2000年提出“走出去”政策以来,中国努力建设其所认知的软实力,并试图开展公共外交。建立孔子学院代表了中国开展软实力建设和公共外交的尝试。[21] 孔子学院对中国和非洲的好处是,在西方对世界的分类定义之外介绍了中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学院还以孔子课堂作为孵化器辐射到高等教育机构的周边地带。

此外,孔子学院在高等教育机构的选点和孵化可以这样来看待,即中国试图迅速在非洲大陆建设制度化的记忆,与老牌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国文化协会、歌德学院等竞争。[22] 然而,孔子学院内缺乏批判研究,可能招致对其的批评,认为其只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一种内向的、局限的和选择性的看法。[23] 该机构旨在建设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内视倾向可能会把影响非洲发展的各种问题挡在门外。这也会妨碍从孔子学院所展现的中国文化中汲取重要教益。

在此后开展公共外交的尝试中,中国掌握了笔者称之为“连线游戏”的艺术。中国在财力及其他方面全力以赴,组织非洲政要、官员、学者和记者对华进行短期考察访问,考察中国的治理体系,对中国科技、扶贫和环保的最新发展进行思考。对华短期考察访问成功地讲述了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前的现状,包括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上升。短期考察访问似乎有助于理解非洲人以对中国进步的崇仰之情看待中国的方式。然而,虽然这些人文交流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由于一成不变的单向公共外交倾向只重视精英,从而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为促进公共外交发展和提高中非合作水平,有必要在草根层面建立非洲人关于中国故事的叙事。

非洲的中国好故事在哪里?

破解中非合作框架下各方探索开展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所遇到的僵局,其方法也许就是以下提出的“两步走计划”。“两步走”的每一步都为非洲人讲述“中国成功故事”提供了空间,它也可读作“非洲的中国好故事”。这项事业肯定会弱化无处不在的中国自己讲述中国好故事的倾向,这种倾向主导了中非合作框架的全部领域。一个“非洲的中国好故事”和一个“中国的非洲好故事”可在语言的哲理概念中找到依据,即如果对当地的个人不合适或在其看来不能加强自主,那么所说的话无论动机多好,听起来也是刺耳的。[24] 今天通过精英政治在非洲大陆上散布“美好中国”故事的方式,有使普通非洲草根民众听起来刺耳的风险。中国故事需要与非洲当地的习惯、传统和文化相一致,需要用非洲当地民众听得懂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和说法来表达。简言之,为了使中国故事在非洲实现其所企盼的软实力并成为持久的公共外交工具,它需要通过与当地“保持一致的行动”来表述。[25]

第一步:使孔子学院和曼德拉学院形成合力

按照《南非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年)》,其关于南中两国在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协议如下:“为拓宽和加强两国间关系,双方将鼓励文化艺术和传统文化领域的合作并交流知识、经验与成果,鼓励研究彼此的语言、文学、文化和传统。” [26] “在本协议实施过程中,相关文化组织和机构可以建立和保持相互关系并按照其处置权自行达成协议,只要符合各自国内法。” [27]

《南非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10年合作战略规划(20152024)》的以上规定明确了需要建立南中两国互惠交往的工具。然而,只有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符合以上文件所包含的内容。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中心是代表中国知识资源基地在南非存在的实体。这种趋势似乎在整个非洲大陆重复发生。南非或非洲知识资源基地缺乏在中国的存在,在不久的将来依然是争执的焦点,并因此可能妨碍中非合作框架下的良好关系。

针对上述缺陷的“第一步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在中国建立若干曼德拉学院。首先,这些学院将对孔子学院在非洲的存在体现互惠精神和象征性姿态。选择使用“曼德拉学院”这一名称来自考察建立双向的中非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平台可能性有关研究报告所提建议。[28] 其次,“曼德拉学院”可作为非洲知识基地的所在,超越高等教育的局限,作为多用途的“非洲之窗”和在华的非洲文化资源中心。

第二步:将高等教育和官方主办与自发产生的大众文化平台相结合

无论何时中国成为话题,价值体系、习惯和文化所存在的显著差异都是突出的主题。[29] 这种差异最细微的莫过于中国人和非洲人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习俗。在中国,历史上高等教育机构曾在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30] 因此,大多数中国大众文化带有最高形式的官方印章,代表着特定的叙事印记,通常要么与一个历史节点直接有关,要么和一个社会运动直接有关。在中国,先锋派或次文化种类极少发生,其存在空间与受众都非常有限。这一倾向可能来自于经典文化种类的漫长历史,这些种类经受了时间的检验,如京剧和代表着中国各民族各式各样的歌剧传统。

在非洲,大众文化在高等教育和官方层面的空间有限,因此把非洲大众文化硬塞到政府或社会运动特定的叙事中并与之相一致是相当困难的。大多数大众文化,无论是音乐、舞蹈、电影还是美术,来自私人空间,并且得到私人企业的赞助。因此,非洲大陆上的大众文化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自发产生的娱乐产业。这一产业在非洲大陆以及非洲大陆之外,开发出了诸如艺术节之类的多种生产和出口空间。[31]

考虑到非洲人和中国人在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差异,笔者建议充分利用中非各方在各地的现有平台,即利用非洲自发产生的产业和中国高等教育和官方赞助的平台。例如,可以邀请中国艺术家参加非洲现有的各式各样的大众艺术节平台,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电影,包括美术展览。同样,也可以邀请非洲艺术家在中国现有的大众文化平台上演出。至于使中国和非洲不同艺术加以匹配的工作,则应交给中国和非洲的大众文化鉴赏家去做。

“两步走计划”对未来中非合作的好处

“两步走计划”的第一步提议以“曼德拉学院”的形式在中国建立非洲知识资源基地,这样既可以传播非洲历史和文化,还可为非洲在华的一些大学毕业生提供实习和就业的空间。笔者称这些在华的非洲大学毕业生为“中非关系的孤儿”。“中非关系的孤儿”一词出自这样一种观察,即大多数非洲在华大学毕业生无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在非洲市场都缺乏吸引力。出于各种原因,在非洲日益增长的中国企业并不倾向使用中国大学的非洲毕业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需要了解所在国起支配作用的制度,这些制度大多数来自西方。这种情况导致中国大学的非洲毕业生最后到广州和义乌等商业城市落脚,向其本国商人推销商品,很少使用其在华学到的技能。为中国大学的非洲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可能是快速实现“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的一种方式,而“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至今尚未在中非合作中发生。这一故事将成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长效和真实工具的代表。

“两步走计划”的第二步利用非洲和中国在各自当地现有的大众文化平台,将解决中国在非洲青年中默默无闻和缺乏存在感的问题。这一做法在实现隐约出现的“非洲青年红利” [32] 过程中将具有重要意义。15年以后,非洲将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树立友善的形象以在非洲大陆确立长久的吸引力。如果不能在“两步走计划”中的第二步采取行动,不仅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实践在中非合作的有关地方将前景黯淡,整个中非关系都将前景黯淡。为了使中非合作在赢得上述“非洲青年红利”的竞赛中取胜,讲好“非洲的中国成功故事”非常必要。

 

本文认为,如果只将关注重点放在贸易、工业化和人力资源开发上,所有这一切构成的硬实力将削弱为提高中非合作持续发展能力而建立可行的和可持续的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的可能性。在中非合作中,孔子学院作为一种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平台,还远远不够。中国文化是中国在中非合作的实践中依赖政府框架做法的深层原因。

依靠南中两国现有的协议,本文建议实行“两步走计划”,其目标是在中非合作中建设软实力和公共外交。“第一步”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若干“曼德拉学院”,作为在非洲的孔子学院的对应物。“曼德拉学院”意在成为非洲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知识基地。“第二步”提议促进中非之间的大众文化交流。中国应在其国内已有的大众文化消费平台中为非洲娱乐产业提供空间。同样,非洲大众文化鉴赏家也应邀请中国艺术家在非洲举办各式各样的艺术节演出。简言之,各方应在中非合作各自方面现有的框架和空间中寻求促进和消费对方大众文化的手段。

总之,实行“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两步走计划”将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在非洲的形象,而且还将有助于为未来的中非合作提供保证。


责任编辑:张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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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 of the desirability of promoting to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tent the mutu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ir respective cultures and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their historical and a way of life, by means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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