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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土产能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时间:2017-08-11 作者:魏 敏

 

导语:土耳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已由最初的疑虑、审视,转变为关注,进而积极响应、寻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点合作领域和方向已基本确定,并取得了早期收获。不过,中土双方产能合作也面临地区局势不稳、中土贸易存在结构性问题等难题。未来,中土产能合作依然是机遇和风险并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合作国家。图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奥塔科伊清真寺和欧亚跨海大桥交相辉映。

 

土耳其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其优越的区位优势、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合作国家。自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步入新兴经济体行列,更是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和经合组织(OECD)成员。在正发党长达15年的执政期内,从埃尔多安赢得总统大选,到实现总统直选,再到其后赢得总统连任和议会选举,以及修宪成功,都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的经济成就密不可分。伴随着此次修宪公投成功,土耳其各界均希望土耳其政府能够尽快将国家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土政府已经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层面,继续推行旨在提高制造业竞争力的经济结构改革并着力吸引外资,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目前,土耳其面临经济增长减速、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高企、货币贬值、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等问题。与此同时,与欧盟关系恶化进一步减弱了土耳其经济增长的预期。明确土耳其当前的国际国内环境,对厘清“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土国际产能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的土耳其经济

正发党执政后,在加入欧盟这一强烈诉求的驱动下,土耳其通过继续推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结构调整和快速城市化,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中等工业强国,经济结构日趋优化,成为继金砖国家后的新兴经济体代表。截至2016年底,在土耳其国民经济中,农业占6.1%,工业占28.5%,服务业占65.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总量达1.69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1万美元,居世界83位,位列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土耳其2001年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土耳其政府将财政改革作为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部分,积极的私有化方案也减少了国家对基础工业、银行业、交通运输、电力和通信业的参与,一系列改革改善了国家经济基本面,土耳其迎来了一个经济强劲增长的时代,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6%。即便是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土耳其也仅是经历了短暂衰退,便实现经济迅速反弹,成为全球少有的快速摆脱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2010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达到9.2%的历史最高水平。

2014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长期潜在的不平衡性逐步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储蓄低和经常项目赤字大的弊端造成经济严重依赖外部投资,从而使土耳其经济更易受投资者信心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后,外资纷纷撤离,使土耳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2016年土耳其国民总储蓄仅占GDP的13%,位居世界第133位,经常账户余额为-326亿美元,位居世界195位。二是土耳其旅游业发达,旅游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20%以上。但旅游业严重依赖国内安全环境和外部旅游客源市场,存在相当的脆弱性。

为了扭转因未遂军事政变而导致经济下滑的势头,土政府出台了《中期发展计划2017—2019年》,并重新修订《土耳其公民法》吸引投资移民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以提振经济。但是,据土耳其统计局数据,2016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为7155.67亿美元,增长率为2.9%,低于世界银行3.4%的增长预期。2016年12月失业率达12.7%,创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成功,总统制取代了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时实行的议会制,土耳其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体制时期。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发展现实来看,土耳其现处于经济增长周期的困难阶段,其当前的制度环境和经济举措将给“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土产能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中土产能合作的主要领域

土耳其是中东国家中与中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较早的国家之一,并且在贸易、投资和契约性生产三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早期收获,成为中国与中东产能合作的典范。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产能合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土耳其是继中国之后世界排名第二的对外承包工程大国,根据美国《工程新闻纪录》杂志2016年度评选结果,全球225家最大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中,土耳其有46家企业榜上有名。近年来,中土两国工程承包商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产能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2014年7月25日,中国企业首次在海外承建的连接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高铁通车,这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第一个项目。2015年11月,中国与土耳其签署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得益于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优越地理位置,中土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并且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产能合作模式,已实现从工程承包到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转变,中国公司对库姆港和纺织银行的收购项目就是典型代表。

二是装备制造业领域。机电产品在中土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最主要产品类别。2016年前三个季度,机电产品占土耳其自中国进口商品的55.2%。近几年,土耳其进口中国机电产品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由2010年22%上升至最近约30%。而装备制造业是中土机电产品产能合作的排头兵。2009年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拿下出口伊兹密尔轻轨项目,标志着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进入中东市场,并随后中标安卡拉地铁项目。目前,中车公司在土耳其当地投资成立了合资公司,开始实施本地化采购、制造和用工的国际化策略,实现了从输出产品到输出技术的转型升级。

三是核能和新能源领域。中土产能合作在核能和煤电站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2016年前三季度,土耳其自中国进口商品中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占比为22.1%,是土耳其自中国进口的第二大产品类别。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已在土耳其投资设立了中电光伏组件厂,形成一个面向欧洲的生产基地。未来,在核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将也成为中土产能合作的新亮点。

四是旅游业领域。土耳其非常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创汇是土耳其服务业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占土耳其整个出口收入的20%以上。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报告,土耳其旅游竞争力已由2009年的全球第56位上升至第44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市场,2016年中国出境游客数量达到了1.3亿人次,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客源国。2017年2月23日,万达酒店及度假村与土耳其Mar Yap公司就伊斯坦布尔万达文华酒店管理输出项目的签约,标志着中国酒店管理品牌正式进入土耳其,中土旅游合作迈上了新台阶。

五是金融业领域。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金融领域合作对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与土耳其金融领域的合作,也走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前列。2015年,中国土耳其两国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00亿元人民币/30亿土耳其里拉扩大至120亿元人民币/50亿土耳其里拉,促进了金融稳定。2015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土耳其阿克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为即将在土耳其进行的投资提供信用担保支持。继中国工商银行成功收购土耳其纺织银行后,中国与土耳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2016年,中国银行获准在土投资设立子行,中国银行成为继中国工商银行之后在土耳其的第二家中资银行。这对支持中资企业在土耳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推动伊斯坦布尔成为中东地区人民币结算中心具有重大意义。

 

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土政府大规模的肃清活动使西方势力严重受挫,未来5—10年内西方势力很难在土耳其全面恢复,这种局面给土耳其带来当前经济困境的同时,也给中土两国的国际产能合作带来巨大挑战。

一、国际国内局势动荡,提高了中土产能合作的风险

未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政府在第一时间向外界发布了土耳其将继续推进结构性调整不动摇的市场信号。同时,在政变平息后的第二天,副总理西姆谢克亲自主持召开了由560名全球投资者参加的电话会议,向与会者发布了土耳其政府管控政局的信心和措施,表明土政府将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采取符合市场预期的措施,期望以此来稳定外国投资者。但是,由于土耳其在未遂军事政变后外交政策的调整,引发了土耳其国内恐怖事件频发。国际三大主权信用评级机构纷纷将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目前,土耳其主权信用低,存在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等多种风险,这也给中土国际产能合作带来巨大挑战,中国企业必须对土耳其的国家风险保持理性认识。

二、土耳其制度本身的问题

土耳其自1996年加入欧洲关税联盟后,在贸易法规和技术体系上均向欧盟靠拢,与中国国内环境有很大差异。同时,土耳其的制度环境与技术标准与中国迥异。因此,双方在实施合作中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安—伊高铁的承建过程中,根据土耳其法律要求,中国员工和土耳其当地员工按照1:5的比例配置并全部采用欧洲标准。但是钢轨等主要装备只能用欧洲国家的产品,在整个施工和运营中,中国设施设备的使用率仅占全部设施设备预算的7%,对于带动中国钢铁产品及设备的出口作用非常有限。土耳其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标准成为影响中土产能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三、中土贸易存在长期的同质化竞争

中国目前是土耳其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随着中土贸易的发展,中土贸易不平衡问题在逐年扩大。自2000—2016年,中土双边贸易额由12亿美元增加到277.6亿美元,增长了22倍。2015年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3.1%。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中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2016年,土耳其又对中国产品发起了两次贸易保护审查。如何降低两国间贸易同质化竞争,并使土耳其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市场条件下,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应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是中土两国开展产能合作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

四、中国企业作为产能合作主体的问题

中土产能合作的传统力量是国有企业,而近年来民营企业异军突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中土两国的产能合作中。但是,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企业国际化能力不足和人才匮乏的问题。中国现有政策和制度对于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前期限制较多,而对于已批准的对外产能合作的项目监督不够,相关的统计、监测体系均未建立起来,无法通过掌握总体情况进行相应决策和调整。况且,中国企业目前在土耳其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矿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以第二产业为主,而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法律服务、金融、房地产、旅游、仓储物流等服务行业投资比重较小,投资领域仍有局限。而土耳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是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他们在土耳其的投资更加多元化且在第三产业的投资远高于中国。

 

对策建议

土耳其是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中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体,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当今中东地区的陆、海、空运输枢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对中土国际产能合作的战略路径选择。

第一,健全机制建设,增进政治互信。近年来,中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提供了有效引导和有力支撑。还应将两国外长磋商机制和两国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机制常态化,为两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进一步扩大开放,提升两国的产业竞争力。土耳其作为世界中等强国,其工业化程度、全民受教育程度和伊斯兰教属性,使其在中东、中亚、巴尔干地区和伊斯兰教国家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天然合作伙伴。两国已在双边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的基础上,签署了一系列的涵盖海运、税收、旅游、能源、农业、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双边协议,为产能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未来,中国应将中土产能合作放到重要位置,推动与土耳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共同开辟和拓展中东、中亚和非洲市场,并积极推动中国企业到土耳其已设立的21个自由贸易区投资,充分享受土耳其政府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计划的对接,将成为中土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倡议的宗旨之一也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信息通信、金融、航空、工程承包等领域投资与合作,促进亚欧区域经济发展。土耳其是建筑业强国,并且进入俄罗斯和中亚市场较早,加强与土耳其著名跨国公司的合作,有利于共同开辟和拓展国际市场的产能合作。中国应推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区域内政策性金融资源向土耳其相关领域的产能合作倾斜,为企业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支持,降低企业开展投资合作的风险。

第四,加强对于土耳其的国别研究。中土产能合作中,涉及许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问题。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比较关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对于土耳其的国别研究积累还很不够,尤其是对于土耳其国内情况缺乏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为了应对土耳其可能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风险,需要加强对土耳其各方面情况的研究分析,科学地评判风险,更好地为中央决策服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