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近年来，欧盟提出“战略自主”概念，明确表达希望在国际上发挥独立作用的意愿。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欧盟内部虽步调不一甚至争吵不休，但在维护战略自主方面仍有基本共识，因此欧盟不会完全倒向美国。但是，欧盟若想真正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需要转变战略观念，只有摒弃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的窠臼，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才能在多极化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积极作用。

欧盟不会完全倒向美国

冷战结束后，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整体呈下降趋势。虽然欧洲仍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北约作为后冷战时代最大的国际军事政治集团仍有不可小觑的力量，并且欧盟在经贸、科技等方面对美国还有很强的依赖性，但是美欧“结盟称霸”几无可能。特朗普当政期间，美欧关系跌落到冰点。拜登上台后高调宣布美国“重返欧洲”曾令很多欧盟国家领导人欢欣鼓舞，但从美国其后的实际作为看，拜登政府对欧政策并未改变“美国优先”的立场。围绕阿富汗撤军、美澳法核潜艇风波等事件，欧洲国家对拜登切实改善美欧关系的期许大多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打造更加紧密的“美欧集团”几无可能。

首先，美欧间的战略互信明显下降。无论美欧发表如何信誓旦旦的“联合宣言”，或者在“价值观外交”上有何表演，欧盟方面其实都清楚美国“靠不住”，而美国对欧盟其实也“不奢望”。冷战结束后，美欧间不断表达强化跨大西洋关系的政治意愿，但实际上基本流于空谈。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法国和德国表示反对，美欧间嫌隙加深。事实证明，法德当时的抵制是明智的，美国对伊拉克动武不仅造成中东地区持续动荡，也是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的主要原因。在出兵伊拉克问题上，法德无力阻止美国的军事行动损害自己的利益，美国也不能接受法德公开抵制自己，这严重影响了“老欧洲”与美国之间的互信。在此背景下，法德力推欧盟战略自主，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所言，“欧盟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其次，美欧间的铁杆盟友模式已经过时。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欧集团失去强大外敌这个“最强黏合剂”，趋于松散是大势所趋。美国相继把反恐、防范俄罗斯和遏制中国作为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新纽带，但实际效果难以令其满意。究其原因，一是欧盟对这些“外敌”的认知与美国不同，不愿因为美国反对而放弃对俄、对华务实合作带来的实际利益；二是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美国作为西方“盟主”横行霸道的成本越来越高、效果越来越差，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三是美国始终摆脱不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为模式，而这与奉行“多边主义”的欧盟有着深层矛盾。美国不愿以平等身份加入多边国际体系，即便在与欧盟国家搞的“小圈子”中也是如此。事实上，冷战结束30年后，美国已不能提供欧盟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却仍然保持着“盟主”的霸道作风，这从根本上损害了跨大西洋联盟的紧密度。

最后，欧盟不愿做美国的附庸。历史证明，做别国的附庸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任何联盟关系中，搭便车者短期看似划算，实则伤害自身长远利益。联盟中盟主的主导权会越来越强，而盟友为保住既得利益，往往不得不损害长远利益，对联盟行动的选择权越来越弱。反过来，盟友不断弱化会影响联盟的行动能力，最终损害盟主的利益。在这方面，苏联与中东欧卫星国建立的华约集团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如今美国领导下的北约集团或正在重蹈类似华约的覆辙。欧盟在2016年6月发布的名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欧盟全球战略文件”中，将“战略自主”定位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上设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并作出自己的决定的能力”，这说明欧盟深刻认识到，即使在跨大西洋联盟内部，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也会严重损害欧盟自身的利益。 

欧盟战略自主难有实质性进展

对欧洲国家来说，通过一体化提高战略自主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在后冷战时代，欧洲国家若联合起来，仍能继续扮演大国角色；若是各自为政，只会集体沦落到二流地位。虽然欧洲国家对此心知肚明，但并不愿为谋求欧盟战略自主而让渡本国更多主权和承担更多责任。这种悖论贯穿欧洲一体化的始终，短期内难有实质性改变。

第一，作为欧盟战略自主的“第一推动力”，法国无力比别的国家付出更多成本。20世纪50年代初，西欧六国启动经济一体化。时任法国总理普利文提出共同体应建立一支由超国家机构管理的“欧洲军”，用于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弥补北约在欧洲的军力不足。1952年5月，共同体成员国在巴黎签署《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但随后法军深陷越南和北非殖民地，戴高乐对“欧洲军”的作用表示怀疑，加上苏联军事威胁有所缓和，结果1954年法国国民议会最终否决该项条约。这意味着欧共体国家将安全防务完全“外包”给了北约，从而确立了跨大西洋联盟此后几十年在欧洲防务上的主导地位。1992年欧共体转型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成为欧盟“三支柱”之一，但其从性质上看属于政府间合作领域，这给欧盟实现超国家的战略自主设置了法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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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当代世界》2021年第12期（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