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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默克尔时代”的德美关系

时间:2021-11-15 作者:时 静

时  静 |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八局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德美关系迅速回暖,逐步回归盟友“常态”,成为跨大西洋合作重启的重要标志。德美关系的新变化反映出当前形势下两国对外战略的新考量,折射出德国国内政治演变的新态势。2021年9月,德国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正式开启“后默克尔时代”,并由此翻开德国和欧洲政治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德美两国拉响了“后默克尔时代”关系调整变化的前奏,亦将对未来欧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德美关系的新变化


德国是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盟国之一,但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对盟友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将贸易顺差大国德国列为重点打压对象,双方围绕自由贸易、多边主义、气候变化、伊核、“北溪-2”项目、削减驻德美军、北约军费开支等问题矛盾激化,互信基础严重受损。德美关系陷入低谷成为特朗普政府时期跨大西洋同盟关系出现裂痕的重要标志。但拜登上台以来,德美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高层密集释放积极信号。拜登执政以来,德美领导人互动极为频繁,反复释放“重修旧好”的信号,努力修复受损的战略互信。拜登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后,德国高层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总统施泰因迈尔发表署名文章,称“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是德国的重大机遇”。2021年2月,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创下美国总统首次参加该会议的纪录,并向欧洲高调宣布“美国回来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回应称“德国已经为重启跨大西洋合作做好了准备”。默克尔多次同拜登通电话,双方反复重申加强德美和跨大西洋合作的政治意愿。7月,默克尔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成为拜登政府邀请访美的首位欧洲国家政府首脑,由此掀起德美双边关系的新高潮。拜登高度评价德美关系,称默克尔是“自己及美国人的好朋友”。

二是全面加强政府间政策协调。德美双方不仅积极展示友好姿态,而且快速采取行动,围绕安全、经贸、全球抗疫、气候变化、数字经济、俄罗斯、伊核、阿富汗等双边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2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德国外长马斯两次共同出席德法英美四国外长会晤。3月,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能源部长格兰霍敏出席第七届“柏林能源转型对话”视频会议,系美方首次派高级代表出席。此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国务卿布林肯先后访问德国,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联邦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以及外长马斯先后访问美国。

三是推动解决矛盾取得重要进展。德美双方围绕主要矛盾和分歧迅速展开谈判,在一些问题上作出妥协、取得进展。在经贸问题上,德国积极推动欧盟同美国就关税问题达成初步共识,欧美宣布暂停因航空补贴争端相互加征的报复性关税,不再升级在钢铝关税问题上的争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拜登上任后即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倡议举办“领导人气候峰会”,加大与德国和欧盟在该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在“北溪-2”项目问题上,德美正式达成协议,美方“默许”项目复工,不再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在削减驻德美军问题上,美方不仅暂停特朗普从德国撤军的计划,而且宣布将增加500名驻德美军士兵,以提升欧洲网络防御和电子战能力。在伊核问题上,拜登上台后即着手落实重返伊核协议的立场,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斡旋下,参与多轮维也纳伊核问题会议,并表示将考虑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推动美伊恢复履约工作取得进展。

四是德国国内联美制华的调门明显上升。与德美关系升温形成鲜明对比,德国对华消极动向明显增多,鼓吹联美制华的声音、迎合美国制华的动作增多。联盟党、社民党、绿党、自民党等主要政党在2021年大选竞选纲领中纷纷调整对华政策,强调中国是“制度性对手”和“竞争者”,主张与美国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德国智库和媒体不断推高联美制华的舆论,一方面持续抹黑中国,另一方面积极为德美、欧美联手制华“出谋划策”。德国联邦政府先后出台新版《对外经济法》《信息技术安全法》《供应链法》,为中德经贸和科技合作设置高门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与美国印太战略遥相呼应,出台“印太指导方针”,近20年来首次派遣军舰赴南海“巡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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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当代世界》2021年第11(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