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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经验

时间:2021-11-12 作者:周方冶

周方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作为1992年地球峰会“里约三公约”之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长期以来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但是,从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进展情况却难以令人满意,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确立的“爱知目标”基本未能实现。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昆明召开,如何通过“转型变革”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正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两山论”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中国经验。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困境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界定,生物多样性是指来自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生态综合体的生物之间的多样性: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对于人类的生存与良好生活质量而言,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界提供了食物、能源、药品和遗传资源,以及对人类身体健康和文化传承至关重要的各种材料。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曾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生物多样性获益良多。然而,随着工业文明来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提升,逐渐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受到土地和海洋利用改变、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入侵物种等五个直接因素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在广度、深度与烈度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评估,目前75%的陆地生态系统面临人类活动的影响甚至重压,森林覆盖面积尤其热带雨林面积持续减少,现有全球森林面积仅为工业革命前的68%;内陆水域和淡水生态系统衰退严重,1700年时存在的湿地到2000年时仅剩13%,1970年以来每年减少0.8%;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33%的鱼类种群被过度开发,55%以上的海洋面积受工业化捕捞影响,珊瑚礁上活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150年里减少近半;1970年以来,物种种群数量大幅下降,陆地物种减少40%,淡水物种减少84%,海洋物种减少35%。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人类生存与发展受到严重负面影响。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尤其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成立环境规划署以来,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并形成一系列双多边合作框架。其中,1993年生效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具有关键性的里程碑意义。对此,2018年的联合国报告指出,“相较于早期的自然保护文书,《生物多样性公约》采用更加全面的方法,查找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直接和间接原因,力求在所有相关政策领域中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因素。”

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多边合作框架确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已达196个,成为全球参与度最高的联合国多边环境保护协定之一。在《生物多样性公约》推动下,近年来国际社会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较为积极的努力,但实际效果难以令人满意。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制定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及“爱知目标”,旨在为此后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战略框架和行动指南。然而,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评估指出:20个“爱知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仅有6个部分实现;60个“爱知目标”具体要素仅有7个实现,38个有进展,9个无进展,2个进展情况不明,4个偏离目标。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型变革”诉求


针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困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明确提出,“按照目前的轨迹,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自然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无法实现,2030年及以后的目标只有通过涵盖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技术因素的‘转型变革’方能实现。”

所谓“转型变革”,是指对各种技术、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范式、目标和价值观,进行全系统根本性重组。目前,“转型变革”概念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被写入《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将成为下一个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国际社会在如何理解和把握“转型变革”的具体问题上莫衷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存在严重分歧。究其原因,关键是在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上,各方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生物多样性的自然禀赋分配在空间上并不均衡,从而使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保护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对此,2019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指出,“如果优先考虑自然对人类的某一种贡献,例如粮食生产,可能导致生态变化,从而使其他贡献减少。其中一些变化可能会使某些人受益,而其他人,特别是最脆弱者要承受代价,技术和体制安排方面的改变也是如此。”

针对保护与发展的两难取舍,国际社会迄今未有共识方案。国际社会通常在表态时采取“权衡取舍”的中性立场,但在落实过程中,由于国际话语体系长期受西方影响,很容易导致“权衡取舍”结果不利于缺乏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会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权益为代价,满足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诉求。为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19年《全球环境展望(第六版):地球健康,人类健康》报告中对当前不合理不公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话语体系表达了深刻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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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当代世界》2021年第11(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