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哲学的主和精神

□ 康 欣／文

外交哲学这个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哲学既不是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而是延续在中国文化历史与外交实践中的“主和”精神。　

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误解与界定

外交和哲学本来是大不相同的，按照狭义的理解，外交是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而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哲学注重思辨，而外交注重实践。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可能在于，哲学从可能性出发，着眼于一切中的前提，所考察的前提是终极的，这种考察是通过思辨的形式进行的。作为前提考察，可以指导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交的决策、方式或者是执行。因此，可以把外交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外交认识与实践活动所依据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方式”。

对于“外交哲学”研究容易产生误解。一是在使用 “外交哲学”这一概念时，常常是模糊的泛指，笼统不清。“关于外交哲学的研究，除了极个别的论者外，有关的研究都是以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为基础的。”二是在论述外交哲学时，往往或多或少都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色彩。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大都有着严格的理论构架和缜密的逻辑，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深刻影响了西方外交实践。但不能把这些国际关系理论等同于外交哲学。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系统性、科学性，而外交哲学强调外交实践的文化性；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研究中，人性、权力、利益的来源和约束是关键词，而文化、哲学和受其影响的外交观念、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考察外交哲学的重点。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在于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外交哲学更侧重于外交实践背后所依托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积淀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昭示了每一个民族、国家所不同的外交实践。因此，探讨中国外交哲学的时候，应当在延续千年的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文化中寻找依据。

古代交往中的“主和”精神和实践

“和”的含义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对其哲学意义的探讨始自春秋时期的儒家学者。《论语·学而》篇有子曰 :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本来这句话中的“礼”指代周礼，“和”指万物共生共存的状态，整句话的目的是用来指导内政的治理，但是，用“和为贵”的原则来指导内政的想法很自然地延伸到了外交观念中，这样就有了《论语·季氏将伐颛臾》篇中的外交观念：“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显然，孔子认为，对待颛臾这样不愿意臣服的诸侯，应该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而非利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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