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自由制度主义

看东亚合作未来走向

□ 杜丁丁 / 文

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进行合作，形成可控性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冷战结束后，东亚衍生了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多功能的合作机制，机制化合作趋势凸显。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理论基奠，但也有其自身弊端，对东亚合作前景宜谨慎乐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东亚合作四大阶段性影响

阶段一：冷战后，东亚合作由低制度化发展为高度多边主义制度化。多边合作机制冷战后在东亚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除东盟（ ASEAN ） 1999 年最终完成新成员吸纳工作，由最初成立时的 5 个成员国发展到目前的 10 个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发展为 21 个成员国外，东亚地区又新建东盟地区论坛（ ARF ）、东亚峰会（ EAS ）等多边机制。 ARF 就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交换意见，系旨在构筑冷战后符合东盟利益的亚太安全新秩序及安全合作新框架而发起并组织的官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作为讨论亚洲安全问题的最大论坛， ARF 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EAS 是与东盟峰会同期举行的年会，由东盟与域内中、日、韩三国及域外印、澳、新西兰三国共同参与。此外，还建立了亚洲安全会议，即香格里拉对话机制，作为地区安全防务交流平台。

阶段二：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对经济与安全的依存关系认识更为明确。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亚太地区权利分配和安全关系的性质。在新兴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成为亚太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虽然双边合作仍是亚太安全合作的主导模式，但多数国家都开始积极倡导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以多边主义原则为基础，加强合作，克服“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多边主义成为亚太安全合作的新原则和规范。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灾难性损失，更激发了各国推进地区全方位合作的强烈愿望。当年，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召开，启动了“ 10+3 ”（ APT ）合作机制，并建立了东盟与三国领导人分别会晤的三个“ 10+1 ”合作机制。从 1999 年召开的 APT 第二次会议开始 , 其议题从单一的贸易、经济领域拓展到包括文化、信息、安全和社会等领域。 2001 年第五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出席并指出 APT 应在侧重经济合作的同时，逐步开展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各国领导人予以积极呼应。

阶段三：“ 9 · 11 ”事件和 2002 年巴厘恐怖袭击后，地区组织增加反恐合作职能。恐怖活动冲击地区和平与安全，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经济发展，阻碍了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 9 · 11 ”事件后，东盟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反恐合作，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从 2001 年第七次东盟首脑会议开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成为重要议题之一。 2001 年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特别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强调今后各经济体将用经济金融手段阻止“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 2007 年第十二次东盟首脑会议更是签署了本地区第一份反恐公约，标志着东南亚在反恐领域开展合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东盟国家开始加大信息和情报的共享和交流，提升地区培训与技术合作，建立地区数据库，采取措施控制恐怖分子资金和人员在东盟内部的流动，加强起诉恐怖分子等司法和执法合作及引渡恐怖分子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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