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在八国峰会中的

角色地位分析

□ 龚 伟／文

八国集团（ G7\G8 ）创立的主旨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出现，其主要功能转为统一西方以对付苏联。冷战后，伴随着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等构成的松散组织）在峰会中作用的加大，其角色地位的逐渐提升，参与峰会角色模式的多样化，对峰会、市民社会自身及其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影响。

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角色地位转变历程和影响

第一阶段， 1975 年至 1980 年，此阶段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角色作用极其有限，峰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处于对话的萌芽阶段。 1978 年一些学术市民社会组织首次参与了峰会的部分讨论。第二阶段， 1981 年至 1994 年，市民社会的角色地位逐渐得到 G7 的认同。这一阶段，市民社会认识到 G7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对诸多全球性问题有着重大影响的机构，因此通过游说和示威努力增强其地位和影响，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三阶段， 1995 年至 1997 年，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角色得到 G7 明确正式承认。 1995 年， G7 哈里法克斯峰会宣言中正式承认了市民社会的角色。在 G7 部长级会议和其他层次的会议中也承认了与市民社会的角色。第四阶段， 1998 年至 2004 年，市民社会与 G8 的角色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演化时期，期间虽有摩擦，但基本协调良好。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的影响更大、活动更为频繁。 1998 年伯明翰峰会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水岭。由于市民社会的和平示威，促使 G8 前所未有的在一份单独峰会文件中对请愿做出了回应。 2001 年峰会是市民社会角色作用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市民社会的角色首次以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和暴力活动出现。 9 · 11 事件后，市民社会活动相对陷入低谷。 2004 年峰会上市民社会的地位得到部分改善。第五阶段， 2005 年至今，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不再是体制外角色，而成为体制内的一个重要成员，峰会创立了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磋商机制。 2005 年市民社会的角色地位得到了实质性提高，首次参与了 G8 的讨论。 2006 年市民社会的角色地位得到了制度化的保障，峰会创立了市民 G8 论坛磋商机制。峰会之前与市民社会代表的磋商已成为 G8 议程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和惯例。

考察市民社会在八国峰会中角色地位的演进历史，可以发现其角色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冷战前，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角色地位虽得到逐步增强，但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峰会正式承认。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从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社会问题对 G7 挑战的增大，反之影响力不断减弱的现状，使 G7 不得不主动寻求与其他国际行为体合作，增强其全球治理实践的合法性。承认市民社会在峰会中的角色地位，并与之进行合作就是其中重要一方面。

市民社会在峰会中角色地位转换提升的演变过程，也造成了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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