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模式”

——可资借鉴，但不要神化和照搬

吴兴唐 / 文

如何看待“瑞典模式”

对“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典范）的研究，并非从今日始，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了。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共产党同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简称为社会党）进行频繁的政党交流。交流的课题，除国际问题外，集中在交流各自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如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经济同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宏观调整和政府职能，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效率和公平问题，经济体制，市场模式，金融体制，环境保护，职业培训，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管理，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等等。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民间组织以及协会和学会等机构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社会科学单位和大学研究机构，对包括“瑞典模式”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多次考察访问和深入研究，发表了大量有关文章和专著。

但是有些人在探讨“瑞典模式”时。认为中国学者“一向对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见颇深”，“直至苏联解体为止，从未客观地如实地介绍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真实情况（包括西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是一概加以否定”。这句话未免太武断，把许多学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一笔抹杀掉了。

有的文章还神化“瑞典模式”。认为“瑞典模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旗帜”，“普遍福利形成社会和谐”。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例，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做到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自由充分、福利完备、社会稳定、道德良好、人人平等、消灭了等级和特权，基本上消灭了三大差别，做到了普遍富裕，所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是人民管理和监督政府的好形式”。文章还据此得出结论说： 20 世纪两种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竞赛和比较，结果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则是错误的失败的，其中没有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又是一个武断的结论。社会是多样性的，各个国家的国情各不相同，在推崇、介绍“瑞典模式”时，何必要否定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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