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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日战略互惠 关系 的若干思考 高 洪 / 文 2007 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三分之一世纪曲折发展的中日关系进入“融冰”阶段,展示出恪守三个政治文件,寻求健康、稳定的国家关系的良好势头。其中“基于共同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互惠关系”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中日是否存在 “共同的战略利益” 按照现代国际关系的通行解释,大国间的“战略”是一个国家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和对对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地理等因素确定的全局性筹划与指导方针。同时,对一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又可以区分为核心利益、重大利益和一般利益等不同层次,其中核心利益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生死悠关的根本性因素;重大利益指影响国家繁荣发展的主要因素;一般利益则指日常性和近期的具体因素。 在当今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下,中日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毗邻在东亚的两个大国,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无论哪一方的发展都不能完全排除或无视对方的存在和影响,惟有寻求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上的一致性,进而构建和谐的大国关系,才有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在上述全局性筹划与指导过程中能够预期和获取的有形与无形的长远正面效益。今天,两国间共同提出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可以说为确保中日关系向更加稳定、成熟的方向前进提供了一种新的基础和规范。 有人认为,是日本方面率先提出建立“战略关系”的要求,其实早在安倍首相访华前就已经启动的戴秉国外交部副部长与谷内正太郎外务次官之间的高层对话,中国方面就叫做“中日战略对话”,显然寄托了从战略高度解决存在问题的愿望,而这一对话在当时的日本方面是叫“综合对话”,由此可见 ,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方的政治意愿。
实现战略互惠的 前提是彼此信赖 当然,提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 , 远不等于立即解决了横亘在中日之间的所有问题。毋宁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领海及经济水域划界、各自的安全关切等双边乃至多边问题上,仍旧存在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九大变数”,甚至怀疑“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可能在 20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越日本,然后在 2050 年前后与美国并驾齐驱。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会谋求霸权还是会为世界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呢?” 这种担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之间缺少最起码的信任与理解。毋庸讳言,中日两国都有自己的战略诉求和发展蓝图,但两国之间如果连最起码的信任都做不到,那么实现战略互惠只能是沙中建塔,是不可能牢固的。针对这一问题,两国政府就更需要继续坚持恪守三个政治文件,从大局出发,向前看,才有可能朝着共同繁荣的方向携手努力。 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层面的协商、合作是国家关系改善的大前提。不过,还需要民间层面的理解与支持。因为,中日两大民族的最终和解必定是民间层面的和解。只有在两国的老百姓之间,即“草根层面”由相互了解达到相互理解,才能使国家关系趋向和谐。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强调“政治、经济的两轮”对国家关系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其实“政府与民间的两轮”同样是保障国家关系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进入新世纪后,国际政治潮流的诸多特点中最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就是各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外交政策方面越来越多地听取公众的声音。在这方面,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政府在“以民为本”的原则指导下,正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而新一届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尤其是改善与中、韩等邻国关系方面,也接受了社会各个层面有识之士反对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呼声,才使得日本的邻国外交走出了小泉时代的困局。
确保战略互惠关系 的关键是互利 但凡大国之间总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既合作又竞争的过程中实现双赢与共同发展。然而,如同许多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案中所展示的那样,中日之间的互利需要真正的权利和权益的让渡。在很多情况下,“双赢”虽然意味着各方面利益都得到扩大,而扩大的前提却需要在基础准备的阶段付出各自的某些代价, ……如需阅读全文,敬请订阅《当代世界》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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