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思潮

和 “美国因素”

吴兴唐 / 文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 20 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 “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从北约东扩到中亚“颜色革命”，我们都能看到“美国因素”。我们在谈论“美国因素”时，还包含这样一个思路，即美国要把“新自由主义”的美国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我们在分析现代国际重大事变和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时，如果从这两个“点”切入，那就可以把问题看得透彻些。

“新自由主义”的三面旗帜：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恢复经济，普遍采用“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放弃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要求由政府进行“需求管理”，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用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消费从而带动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在战后 30 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欧洲、美国和日本实现了新的经济飞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战后德国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发展。这种市场经济除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外，还强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以“公平公正”为发展目标，实施“福利国家”政策，缓和社会矛盾 ; 在所有制问题上主张股份公司相互控股 ; 在企业管理上实行“共同决定权”，出资者同职工代表进行共同管理。“社会市场经济”虽在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时推行，但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烙印，因而为西欧国家所普遍采用，称为有别于美英式市场经济的“莱茵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国家由石油危机引发经济危机，人们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初，撒切尔和里根把“新自由主义”引为国策。

“新自由主义”有各种派别，但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其基本特征和理论。

自由化： 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反对“福利国家”政策。控制货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有必然的联系，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计划是同民主对立的，政府作用要尽可能地缩小。工会影响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障碍。

私有化： 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使经济活动得到充分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也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并逐步形成市场规模和市场调节机制。私有制还能保证政治自由的实现，因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的制度。

市场化： 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经济人”就是指“以牟取利润为惟一目的”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利益集团。一只“看不见的手”就是人们利己本能和天性。“经济人”在利己本性的指导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会“自然均衡”地形成“市场机制”。市场本身具有足够的竞争性，来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问题，而不需要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只有市场的自愿交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才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力。市场的作用除在经济领域外，还应将其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社会领域。

“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主要指导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和进行调整。它在实践中并不完全同“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吸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做法，如在宏观调控和社会福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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