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平外交” 到 “和谐外交”

肖 枫 / 文

去 年 9 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以来，“和谐”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中国高层的外交活动中，它已成了反映中国外交新内涵和新特点的一个响亮的关键词。这说明，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的共同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因此，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同时，这一切不仅反映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愿望，而且也折射出中国外交在传统“和平外交”的基础上，已呈现出突出强调“和谐外交”理念的新内涵和新特点。

“和平外交”政策的

延续和发展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而这一政策是以上世纪 50 年代提出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特征的，也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说是中国核心的外交政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贯坚持不变的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此，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本特征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并不是说这一政策是一成不变的，是不需要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相反，由于不同时期客观形势和情况不同，这一政策也需要调整和丰富，从而使其呈现出不同的重点和特点。 50 年代初，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政策，新生的共和国只能实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政策，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世界的和平，其“和平外交”的本质是很清楚的。 50 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 60 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战略，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不得不把自身的“安全”和“备战”放在首位。尽管这被人攻击为“好战”，然而其“自卫”的本质和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其集中的表现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战略口号。 70 年代中国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出发，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尼克松跨洋访华改善了中美关系之后，中国为集中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曾采取了“一条线、一大片”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外交战略。 8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国调整改变了上述战略，转而强调“独立自主”，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8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

三次调整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已经历了两次、现正在进行第三次重要调整。

80 年代的那次调整，主要是“对外战略目标”上的重大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中国纠正了“文革”以来所执行的“外交服从革命”、“支左反修”、“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的对外战略，将对外工作转变到为国内建设服务，为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的轨道上来。这一转变的公开表态见之于邓小平 1981 年会见美国客人时的一次谈话。当时邓小平强调要澄清一个观点，就是有人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邓小平郑重地指出：“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 80 年代的观点，也不是 70 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 60 年代以前的观点”。邓小平的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中国所采取的国际战略，在 80 年代之后是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即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不再是“奉行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的战略了。

从去年 9 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讲看，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过去的苏联”，将中国“与苏联相提并论是错误的”，中国既不谋求传播“激进、反美的意识形态”，也不认为自己要跟资本主义展开“殊死搏斗”。他说 : “最重要的是，中国并不认为它的未来取决于推翻国际体系的根本秩序。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断定，中国的成就取决于是否跟现代世界建立密切联系。”基于对中国的这一认识，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这说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调整，已被美国人，至少是一部分理性的美国人所认识、所承认，这对我们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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